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

学界公认，《春秋》来源于鲁国官方史书，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史书，用极其简略的文字记录一些大事件。【25】《春秋》逐渐抬高楚国，不按夷狄对待，是为了谴责华夏的逐渐堕落。

于桓世称公子，见其同恶相济。【4】孔子考虑到嗣君的哀痛，为他们着想，不忍心在《春秋》中记载即位一事，这些诸侯本人，不是更应当悲痛欲绝吗?上面所举《春秋》笔法的两个例子，可算作一个类型：同类事件，有的保留，有的删除。至于华夏与楚书战，原因更复杂，要结合《春秋》关于楚国的一系列记载，才能理出点头绪。表面上非常简略的文字背后，隐藏着孔子的微言大义。见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569页。

《春秋》深罪中国之衰，而荆蛮之盛也，则渐见其迹焉，以谓于是之时，有能攘而却之者，则荆蛮之暴，庶几可息。至书无悦人之浅效，而有化人之深功。历代注家都认为这是夫子对子夏的批评。

如五峰就坚持知《易》知《春秋》，然后知经纶之业（《知言·汉文》）。与子夏的滔滔不绝不同，孔子的反应十分冷淡，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其实，《礼记·孔子闲居》里关于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讨论才可说是子夏对孔子君子儒期待的郑重回应。从文明论角度说，儒教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基本规模和结构成型于汉代，法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儒家敬天法祖崇圣的信仰，赋予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以全新的政治、文化内涵。

董仲舒与汉武帝携手完成的这一合作中，所谓王道从《春秋繁露》看就是《易传》的天道信仰和春秋公羊学的政治理念。聆听至此，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业也。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这应该才是夫子语子夏的真谛。长期以来君子概念被严重道德化了，这与程朱理学的诠释、叙事有关。至于《春秋》，《公羊疏》引《孝经说》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

从文明论角度说，儒教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基本规模和结构成型于汉代，法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儒家敬天法祖崇圣的信仰，赋予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以全新的政治、文化内涵。王充的《论衡·超奇》认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董仲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其君子儒之写照也欤。司马迁深谙今文经学要旨，他说《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这显然也是其将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勾连的思想渊源与根据。

在这种解读里，儒被理解为学者、儒生。与子夏的滔滔不绝不同，孔子的反应十分冷淡，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

检索董氏学，《春秋繁露·玉英》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这里的元就是《易传》大哉乾元之元，元者善之长之元。孔子在帛书《要篇》说《诗》《书》《礼》《乐》不止百篇，难以致之。

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孔子家语·执辔》有两段子夏的问学记载，应该是入门之初。（参见《论语集释》）这是一种十分有说服力的辩驳。《隋书·经籍志》：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又当如何解释？答案就在文中，八家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而子夏没有取舍的问题，全盘接受，述而不作。

众所周知，孔门教学以君子不器为宗旨，农圃医卜均被视为小人之事难入夫子法眼。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的才子性格，子夏在事功上无足称道。

顺阴阳明教化的技术特点与职能定位则显示这一司徒之官在更久远的根源上与巫史祝卜混搭交集。《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不妨尝试拟构这一言说的语境，看看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景中孔子又是因为什么而对子夏有此一说。另一段则干脆没有反应，只是在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追问商之论如何时，才反问汝谓何也，让子贡谈看法。

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夏不与，但东汉时即有此一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参见高培华：‘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4期）《风俗通》说卜姓是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对照另一场对话可以佐证该判断：樊迟问稼问圃，孔子的反应开始也只是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冷淡，可待樊迟退下，老先生就以小人哉樊迟也开头好一通数落，可谓失望之至。

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对相应之君子和小人内涵加以说明，因而还不足以颠覆旧说证成新说，揭示出子夏在夫子教诲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后其所做工作的成就与意义。可见《易》的群经之首地位孔子时已有论定。

子贡认为子夏之学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淡淡回道：然，各其所能。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君子与小人则被理解为蕴含褒贬的道德概念，分别述指明道与矜名、为己与为人、好义与好利等行为或价值取向诸相应内容。境界提升后，他与夫子间对话的主题和风格也随之一变。《论语·子张》中的这些话可以排列成一个由矛盾到开悟再到发挥落实的序列：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因缘际会，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创西河学派，孔门天人之学赖是以传。

如五峰就坚持知《易》知《春秋》，然后知经纶之业（《知言·汉文》）。有论者由子夏思想更符合孔子原意而引发我们对道统的思考。

（王红霞貌合神离——谈子夏与荀子的思想，《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论文集》）兹事体大，但却确实不失为理解子夏工作及意义的极好思路。但是，这一正脉其实也并没完全沉沦淹没。

就君子儒理解言，今文经学内部也十分有趣：何休含糊其词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刘逢禄进而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之，到戴望这里，则邵公句被删而只保留刘氏语，似乎是想回到孟子的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以天人之学心性之学说大说小。《要篇》中孔子说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者也，同途是对这一关系的承认，殊归则是对儒与其分道扬镳的超越之强调。